专访南开大学教授刘骏民：适当放开房地产，繁荣股市、期货市场是必要的

“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政策组合拳效果如何、A股牛市是闪现还是持续⋯⋯近期，随着一系列政策逐步落地，房地产与资本市场连番引起热议。就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刘骏民教授。

刘骏民表示，当前经济大转型之际，把握好大方向的前提下，适当放开房地产，繁荣股市、期货市场是必要的。“房地产价格实际上是金融稳定的秤砣。”

“不是重回过去，而是全面推动社会生产力质变的经济升级。”刘骏民说，中国目前正处在产业结构新陈交替的重要时期，“新质生产力”意味着中国经济即将迎来一次全面提高生产力的深刻革命，这远非那些在现有的技术和产业中选来选去的状态可比。

谈房地产：房地产急需“止跌回稳”，行业面临重新洗牌

NBD：如何理解近期政策端针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号？

刘骏民：房地产价格实际上是金融稳定的秤砣。房地产是最主要的抵押资产，它就像中国“杆秤”的秤砣一样，通过金融杠杆（自有资金与债务比例）托起另一头秤盘里的债务。秤砣失重，杠杆断裂自然会引起不良资产大幅度上升。

抵押资产的价格一旦下跌，通过金融杠杆的放大作用会导致债务违约成倍增加。抵押资产价值上升（房地产价格上升）也会通过金融杠杆撬动更大的债务。房地产不但影响直接以其为抵押的债务，而且也影响地方政府和大企业的债务。特别是土地使用权价格与地方财政以及各类担保性债务。

“止跌回稳”的政策正是当前房地产所急需，但万不能将其理解为要发挥房地产支柱产业的功能。

NBD：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刘骏民：从理论上说，所有需求都有极限，房地产也不例外。计划经济被称为“短缺经济”，居民住宅格外短缺。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房地产的确起到了推动经济增长，拉动上下游产业发展的作用。但是，当不少城市空置房逐渐增加的时候，意味着房地产正在接近其需求的相对极限。

房地产的需求正在接近极限意味着其产能也接近过剩。与其他产品不同，房地产的过剩产品不能出口，一旦过剩唯一的出路是降价。房地产价格一旦大跌，将引起金融的动荡。

房地产本身不能出口，但其产能可以出口。可以预期，中国房地产市场面临的是重新洗牌。承接国际的房地产开发和住宅建筑。这就要求房地产企业本身必须跟上时代的需要，只有那些与智能化、高科技高度契合的企业，以及经营稳健有创新精神，具有国际视野和技术潜能的企业才能成为中国房地产的中坚力量。提升自己是房地产企业唯一的出路。

谈金融：维持金融功能的初衷，为实体经济服务

NBD：如何更好发挥金融功能，促进经济发展？

刘骏民：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息资本来自产业资本并为产业资本服务，这是资本主义金融发展的根。从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都认为“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是金融最基本的功能。投资仅指固定资本形成，金融投资不是投资而被归为储蓄。上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之后，投资概念开始模糊，各种金融投资成为投资的主要内容。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塞德里克·迪朗，在其《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一书中将现代西方的金融化过程描述为：“创新、剥夺和寄生，这就是支撑金融利润的社会逻辑。”金融化被描述为金融业务的扩张显然是不确切的，因为西方金融发展到现在，绝非“金融业务迅速扩张”所能概括。

金融化的本质是经济虚拟化，不是金融业务的扩张而是金融功能的扭曲，长期持续扭曲的金融功能导致了经济虚拟化。塞德里克·迪朗所谓的“没有积累的利润”实际上是与通货膨胀一样的虚拟价值增殖。维持金融功能的初衷——为实体经济服务——是不走“脱实向虚”邪路必须坚持的原则。

另一方面，金融是整个价值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源配置的两大机制之一。在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之初，就曾经通过为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地方企业贷款，支持了中国经济增长。中国金融改革一开始，金融就成了推动中国经济从计划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转型的主力军。

中国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越来越鲜明。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中国金融的这个功能也将向境外延伸。但其发展方向不是以比特币或以其他合法或非法的金融资产交易为基础，而是以国际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化金融。以实体经济立国，以国际贸易为基础做强中国金融的国际化。

谈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一次全面提高生产力的深刻革命

NBD：面对当前的种种挑战，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前景？

刘骏民：在当代，不论中外，只要谈到宏观经济基本上都是短期分析。每逢遇到经济不景气，就要依据凯恩斯的需求分析框架，讨论怎样刺激消费、投资、政府开支和出口四大需求，以渡过难关。

对经济的短期判断如果脱离长期的经济发展趋势就会误判，导致饮鸩止渴的政策。留给下一届政府去解决，实际上是破坏市场正常运行的长期经济干预。宏观经济不能仅从短期视角着眼，有必要在宏观经济判断上强调短期与长期的关系。

第一，只有在对长期经济发展趋势有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才能了解哪些短期措施是顺势而为，哪些措施是逆势而为。如果一味地拯救那些落后产能和即将淘汰的行业，实际上就是在阻挠新产业和新产业结构的诞生和发展。

第二，中国目前正处在产业结构新陈交替的重要时期，“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显示中央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经济正处在发生根本性转型的阶段。当我们放眼世界，发现再靠引进技术和产业根本无法改变自己的产业结构的时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走自己的经济高端化的道路。

第三，产业的高端化在中国不是低端产业转移而是“根本就不存在低端产业”。站在资本立场上，可以在现有产业中选择低端产业和高端产业。如果从就业者的角度看就未必如此，如快递行业，本来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随着分拣的智能化，配送也正在发生更大的变化。

原来“宅男”“宅女”中的文学爱好者现在正在创造网上文学，并成为一个吸收大量自由从业者的新行业。上市公司将传统的影视业与网络文学融合起来，使得文化市场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这个过程中有失有得。但最终结果是整个产业结构的质变，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中国最低端的产业曾经是农业，二亩地一头牛曾经是中国农业生产力的真实写照，土地承包制也是在这样的农业生产力基础上的改革。但是，靠小农生产力可以养活14亿人吗？现在大量农业人口流出，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不再愿意重复二亩地一头牛的生活。于是今天的中国农业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生物技术、智能技术纷纷融入农业生产力，导致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生产力发生了质变。

“新质生产力”意味着中国经济即将迎来一次全面提高生产力的深刻革命。这远非那些在现有的技术和产业中选来选去的状态可比。

最后，在当前经济大转型之际，把握好大方向的前提下，适当放开房地产，繁荣股市、期货市场是必要的，不是重回过去，而是全面推动社会生产力质变的经济升级。

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就是整个产业结构老化，从而任何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下的需求扩张，都不再拉动各成熟产业扩张，而是引起通货膨胀。之所以凯恩斯主义失效，完全是时过境迁，产业结构老化了。

从新技术到新产业扩张是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新产业之间以及新老产业之间的融合形成新产业结构，共同扩张推动经济增长是第二阶段，也是新产业结构逐渐成熟阶段。然后是多数产业扩张基本停滞，进入产业结构老化的阶段，这也是众多技术创新尝试市场化的阶段和市场选择哪些新产业将进入未来支柱产业结构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