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斯坦福大学没有硅谷会怎样？母基金“应考”高校科研转化

近年来，高校母基金频繁成立，高校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股权投资行业中来。去年12月，复旦大学宣布联合地方政府、国企及市场化机构共同发起成立复旦科创母基金，首期总规模10亿元，全力构筑校内校外科技成果转化生态圈。

如今该基金成立近一年，创始团队分享了科技成果转化目前面临的痛点和难点。据复旦科创母基金董事长孙彭军透露，复旦系统有约5500名科学家。如何跨越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死亡谷”？更好地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不仅需要找到科研成果的接力人，更需要找到科学家的合伙人。

上海能不能诞生马斯克？

目前，众多高校和社会机构都在为加速科研成果转化搭建平台，对接资本，也有不少专业平台瞄准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这类热门赛道。在激烈的竞争中，复旦大学如何找到自身定位的优势？

“我们最近的工作是把复旦大学近5000位科学家做了第一轮梳理，这些科学家涵盖复旦大学的理科、工科和医科，以及复旦附属医院的科学家，系统了解他们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目前进展到哪一步、做得怎么样，这个科创大地图经过第一期工程，基本完成了。在此基础上还将启动颗粒度更细的第二步调研，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系统和精确化的复旦科创大地图。”孙彭军在11月20日开幕的创业周（GEW）的主题分享中说道。

复旦科创母基金聚焦复旦核心科创领域，通过与各类合作伙伴紧密协同设立顶尖科创子基金，以“开放、协同、合作”的思路建设复旦科创生态圈，通过深度孵化原创科研成果等形式高质量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及创新应用。

另据介绍，目前复旦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已经联合5家早期机构，每家机构承诺5年投入1亿元经费，分别建立了生物医药、大数据类脑研究、智能科学、精密仪器和生命大健康领域的前沿孵化专项资金，用于复旦大学的知识产权（IP）孵化。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驱动中国下一阶段发展的重要动力。优质的原创科研成果离不开高校、企业和资本的通力合作。近年来，从国家层面将科技创新提升到重要的战略地位。

“对于上海而言，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即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上海能不能诞生像马斯克这样伟大的科创企业家？”孙彭军表示。

但他同时强调，复旦大学做科创母基金，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并不意味着鼓励每一个科学家都去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我们一直想让科学家回归到他自己最强的领域，剩下的资源让产业界以及专业团队给他做配置，把平台的成本最低化、共享化，提高整个创业的效率。”孙彭军说道。他看来，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商业化的过程，科学家完成了在创新源头的工作后，剩下的重要工作就是物色科学家的“合伙人”。

“中国的顶尖高校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可能我们更缺的是合伙人。”他表示。

最近，孙彭军的一位同事正在考虑自己入局，成为某个项目的首席执行官（CEO）。“对于上海而言，钱和资源都不是问题，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人，我们的科学家合伙人是不是达到了能够帮助科学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水平。这是一个考验。”孙彭军说道。

上海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运营负责人、创业接力合伙人董若愚在近日举行的2024年天使及早期投资峰会上表示：“从结果来看，高校院所无论是在转化合同数量还是金额上，在过去五年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我们认为随着政策引导的逐渐落地，未来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领域将迎来机遇期。”

基础研究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怎么做？

相较于面向技术应用型的工科大学而言，复旦大学作为基础研究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面临更大的挑战。复旦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主任仲实表示，如何为科研成果找到“接力人”变得尤为重要。

复旦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的数据显示，复旦大学近四年转化了268项科研成果，转让许可交易额26.53亿元。

“我们已经在第一阶段科研成果转化的探索中打开了科创的大门，在第二阶段目标是构建创新生态，我们主要的模式就是搭建基金和基地，加上专业孵化载体以及服务合作，和市场上优质的资源协同、共同帮助科学家跨越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死亡之谷’。” 任仲实表示。

“我们说做科技成果转化始于高校，不能止于高校，外部某种程度比内部更重要，如果斯坦福大学没有硅谷这一外部环境，就很难做好高质量转化。”孙彭军表示，“从科研成果转化来看，外部的生态比大学内部的生态重要性强得多。”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作为一个集研发载体、创新资源及产业需求为一体的创新体系，截至目前，已在长三角地区布局和建设了超过100家从事应用技术研发和技术转移的专业研究所，拥有约1.7万名研发人员，与国内外约200家高校院所建立战略合作，与近500家企业建立了企业联创中心，并通过“拨投结合”方式培育孵化107个重大产业化技术创新项目，如今正在成为连接科学到产业、全球创新资源落地长三角的桥梁。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庆曾经担任重庆大学副校长，并曾在清华大学执教，对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有着深刻的理解。

他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的高学历人才在大学比例过高，而在企业的比例相对太少，工科理科化的趋势较为严重。”

刘庆认为，高校研究成果转化率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研究成果距离产业的实际应用相对比较远。“发表文章仍然是高校对研究人员的重要考核指标，也是高校排名的考核指标，如果大家都把精力用在申请经费和发表论文上，那么去做应用类技术研发和转化的人自然就少了。这也是我们高校多年来一直面临的问题。”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刘庆认为，高校工程学科的研究应更聚焦于解决实际产业应用中的关键技术问题，高校的排名也应该以多少项技术在产业真正投入使用作为引导。

而为了支持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上海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也已经做了相应的布局：重点打造了一批围绕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开展投资的天使基金的集群，这些基金和复旦、交大、清华、北大以及中科大等重点高校形成密切的合作，并且已经投出了一些细分领域龙头，包括来自复旦的创新药企柏全生物，以及来自交大的具身智能企业穹彻智能等。

成果转化“皇冠上的明珠”

生物医药一直是科技成果转化“皇冠上的明珠”，也是难度较大的领域。创新药的转化链条涉及前期的药物靶点的发现设计，以及后期的临床和工业化生产等问题，对创业者有很不同的要求，很少有药物研发人员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将整个创新药的链条打通。

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马克·德尔佩什（Marc Delpech）教授此前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法国，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医疗临床实践是具有很大挑战的，高校医学院与医院之间职责的嫁接耗费了漫长的时间。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所（INSERM）等研究机构曾一度认为，它们的主要职责是资助研究人员开展研究以推动知识进步，一旦研究成果发表，这些机构的任务便已完成。”德尔佩什说道，“而医院方面则认为，资助尚处于研究阶段且未进入临床治疗的开发工作并非其责任，因为原则上医院的资金仅用于医疗护理。”

如今，中国也与法国一样，拥有一个医院和大学紧密结合的体系，部分医院医生同时也成为了科学家，肩负教学、科研和医疗三重任务，既是医院科室的负责人，又同时领导着科研团队，因此他们可以直接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有利于患者的临床实践。

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为例，该院过去十年的科研成果转化项目数超370项，签约总金额接近2亿元，不仅加速了医学科技的应用，同时为医院带来更多的资金支持和发展机遇。

德尔佩什表示，上海正在打造国际医学创新中心，这就需要形成机制，更大力度地支持创新，将科研成果惠及更多患者。但他承认，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上能应用的产品，面临最大的困难是筹集资金。

他还称，在法国，为了支持科研人员，各类技术转移办公室相继成立，然而一些机构的效率低下，另一些则急于获取开发产品的经济回报，相互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竞争，这也是创新产品难以转化落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现象在其他国家也普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