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支撑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法经兵言

无论是前段时间“萝卜快跑”自动驾驶服务平台在全国多个试点城市推广运营，所引发的相关争议，还是近期杭州一中年外卖员猝死、叮咚买菜仓管猝死、外卖副站长回家路上突发疾病死亡等消息揭示的外卖群体超时工作、遭遇意外后权益保障困难等现象，都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算法与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巨大社会问题的思考。如何规范人工智能算法与技术应用场景化丰富与支撑行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引导科技创新更好造福社会大众之间的即期与长期关系，促进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亟待回应的技术、经济及社会问题。

树立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理念

人工智能与人类在某些场景下的同质替代冲突，甚或前者对后者的主体性挑战，已成为当前质疑和担忧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症结。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的迅猛发展，使人类与科技的交互日益复杂，科技对社会的渗透与赋能效应越发显著，同时也对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产生了冲击，科技伦理问题日益凸显。为应对科技伦理风险，确保人工智能发展与社会公共利益相符，降低人工智能不当应用的风险，有必要加快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建设。

人工智能应用的目标应是造福全社会而非部分群体，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运营始终以普惠为宗旨。人工智能的发展确有必要，然而其应用场景的选择必须受到科技伦理的规范指引。具体而言，依据《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科学技术进步法》等及时制定政策规范，体现以下价值指引：遵循增进人类福祉原则，推进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以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宗旨，促进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环境、生活等各方面在科技进步中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智能向善理念，防止恶意应用，在当前发展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应着眼于消除数字鸿沟，使社会各群体共享科技红利，而不应仅服务于拥有丰富科技知识与社会资源的市场主体和特定人群，更不应为提升自身数据训练能力而将人工智能过早投放于就业吸纳能力较强、生活负担较大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理念，保障民生就业需求，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以创新激励夯实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基座

山西晋非投资

创新是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源泉，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应当是在秉持鼓励创新的前提主线下，通过宏观的产业发展规划和中观的行业应用分类分级，发展可信、负责任的人工智能。鉴于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存在同质替代性，因此最理想的应用创新场景应当是目前人类尚未涉及或危险系数较高的增量市场，而非人力资源集中且内卷竞争激烈的存量市场。

人工智能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应扮演辅助人类的工具，而非取代人类获得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通过分类分级细化应用场景，厘清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赛道，满足不同群体差异化需求，保证社会整体利益不受贬损。人工智能技术层面的创新能够扩张人工智能应用的场景，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须依托强大的经济投入，人工智能的场景应用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与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相关的新基建投入成本高昂，由此有必要通过鼓励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应用创新提升人工智能应用的效率，推动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进而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以绿色算力保障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动能

数据、算法、算力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要素，算法需要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其运行需依靠足够强大的算力，可见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而算力建设需依托丰富的能源，由此有必要以生态可持续发展推进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

生态可持续发展强调优化能源配置，提升能源利用率，进而打造“绿色算力”，利用可再生能源打造绿色算力中心，降低算力建设运行带来的环境成本与负担，使算力建设不仅满足当下人工智能发展的需求，更满足未来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绿色算力是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引擎，以绿色算力实现碳中和目标，实现算力最大化输出，推动算法高质量运行，赋能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满足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在技术创新层面的需求，并以绿色算力驱动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

以包容开放拓宽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空间

山西晋非投资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尚存差距，加之科技、贸易等领域国际冲突不断，为实现代际间公平，推动人工智能在全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寻求人工智能国际间合作。由于我国具有超大市场规模、完善的网络信息通信设施、全产业链工业制造基础，故人工智能能够在国内获得海量运营数据和商业变现潜力。

然而，当前就业形势仍较为严峻，人工智能技术及产业在劳动密集型领域的大范围推广势必加剧我国劳动力市场内卷程度。可以变换思路，将国内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定位为“运营沙盒”，而将盈利点逐步转换至“一带一路”国家等更加广阔的海外市场，充分发挥我国在应用场景领域的技术优势。例如，在自动驾驶领域，依托低廉的车辆制造成本、先进的卫星定位系统、成熟的路况数据处理经验，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不可小觑；以自动驾驶为基础平台，推动相关产业链上的企业出海竞争，扩大利润空间、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在海外市场上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偏高更有意愿接受低价的自动驾驶服务，而人口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则需要低价出行服务弥补公共资源不足，故我国自动驾驶行业的海外需求将十分旺盛。

开展人工智能场景应用的国际合作也势必面临多重阻力，但是人工智能场景应用相关行业的出海不仅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其自身更是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一张新名片。通过推进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出海，加强与其他国家在具体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兼收并蓄地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实践案例，对提升我国在人工智能产业监管方面的能力大有裨益。同时，我国作为该领域先发展国家，经由分享技术研发、伦理治理、行业监管等经验，进而能更好地参与国际科技伦理治理和行业发展标准的制定过程，提升我国在相关产业应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新时期大国担当积极应对技术革新带来的全球性挑战。

（作者系南开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数字经济交叉科学中心研究员，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